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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瑞芳:温和的力量

来源:本站原创  作者:admin  更新时间:2021-11-15  浏览次数:

  夏瑞芳(1871~1914),字粹芳,江苏春浦(今上海市)人,商务印书馆创办人

  一开始,这家名为“商务印书馆”的小印刷作坊,开在上海市江西路一个胡同里,在多如牛毛的印社中毫不起眼。

  甚至,连它的创办者夏瑞芳也没什么文化。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,原本在英文报纸《捷报》做排字工,因为受不了脾气暴躁的英国总编,一气之下约了几名工友,跑出来自办印刷所。

  1897年2月11日开工的这家小印刷所,滋养了后来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人。不过当时,它还只有几台简陋的机器,承接的业务,也多半是招牌、票据、传单和教会图书之类。因为人手少,创办者夏瑞芳往往身兼数职,“总经理、校对、收账、买办、出店(供销)”,一个人都得做。

  这是这个出生在帮佣家庭的小人物所干过的最体面的工作。他没读过多少书,以前的工作是医院护理,或者巡捕等。此后几十年中,他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家小小印刷所的命运。

  第一次大的成功出现于创办的第二年。对英文一窍不通的夏瑞芳觉得,在华洋杂处的上海滩,人们对于掌握英语有着巨大的需求,便出版了商务的第一本书——《华英初阶》。这本汉英对照的教科书非常畅销,一版再版,成为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大的成功。

  1902年,夏瑞芳决定聘请张元济入馆。此时,张元济在南洋公学郁郁不得志,月薪是100大洋,而夏瑞芳给他开的薪水是350元,翻了3倍有余。

  两人合作的12年间,夏放手让张主持馆务,听任他聘用人才、施展抱负。这位温和的老板,对张元济随后延揽的人才,都尊称为“老夫子”,还让工友们称这些文化人为“师爷”。而编辑部的采编人员除月薪外,还供给膳宿,甚至“茶叶、水烟”。

  当时,商务印书馆一位普通编辑沈知方,经常不按时上班,同事和股东背后议论纷纷,但夏瑞芳却为沈辩护,说他“才气宏阔”,一旦让他离去,日后必将成为商务之患。夏的预言不幸成线年,中华书局创办成立,翌年,沈知方就被中华书局“挖了墙脚”,委之以副局长的重要职务,并在此后的数十年里,成了商务印书馆的劲敌。

  在商务印书馆早期,馆内集中了中国的一大批文化精英。不过,这些一向清高孤傲的文化人,在夏老板高明的调节手段下,不曾闹出什么大乱子。

  在1914年夏瑞芳离世之前,夏是总经理,负责经营管理,张元济做编译所长,主掌书刊出版,两人的合作,被称为“绝配”。对于张元济的要求,夏瑞芳几乎言听计从。1905年,江南著名藏书楼“百百宋楼”的宋版藏书欲出售,张元济担心国宝外流,心急如焚,夏瑞芳竟然在公司仅有的10万元流动资金中“慨然许以八万元”,支持张元济竞购。

  在两人共同确定的“开发民智、提高民众文化素质”的出版方针下,商务印书馆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它以出版严复翻译的《原富》、《天演论》等学术名著为发端,把西方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介绍到中国,在近现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。

  有一组数字为证:清朝末年,全国图书的营业额每年约为400多万银元,其中商务印书馆约为150万银元,占1/3,而民国初年,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,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元,占2/5。

  一名研究商务印书馆的专家评论道:“(它)成为解放前我国最大的出版机构,不能不归功于夏瑞芳,他为商务成为一个现代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。”

  不过,在这位专家的眼中,仔细分析夏瑞芳成功的原因,除了个人性格因素外,自由竞争则是其最主要的因素。“今天的中国出版界,有这样那样的限制,抬高了进入文化领域做生意的门槛,人为制造了不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。我们不妨总结一下中国文化史,像夏瑞芳这样的小人物,为什么能够做成今天那些顶级文化人都没能做成的文化大生意?”

  也有人认为,在夏瑞芳的温和外表下,隐藏着某种力量。作家包天笑曾回忆,“戊戌六君子”死后,日本横滨印了谭嗣同《仁学》一书,留学日本的朋友寄给包天笑5本。他想翻印这本,于是找到夏瑞芳,夏满口应承,还说:“没有关系,我们在租界里,不怕清廷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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